2014年6月9日 星期一

商業周刊專欄:六四當天,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被機場安檢盤查?

hyku@flickr, CC BY 2.0
北京機場一向人很多,拿了行李,我隨著人潮往大門移動,準備出關。今天隊伍行進比較緩慢,出去時還要檢查行李,以往有時會檢查,但多半時候不會。
快到我的時候,檢查員揮揮手叫左邊一排的人向前走,然後指示站在右邊的人包括我前面兩位男女將行李放在檢查機器上。
我只有一件單人拉式箱子和一個公事包,我前面的人倒是大包小包。奇怪的是,檢查員叫我把箱子打開給他看,卻不再檢查其他人。
其實我心裡早有準備,因為我箱子內有一本厚厚的書,大陸就是有檢查書的習慣,看你是否帶了什麼禁書。來去大陸那麼多年,我當然知道那些書不該帶,也不會帶「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特別是去北京時。
打開箱子,檢查員看見那本書只是一本投資教科書,接著一個用橡皮筋綁的牛皮紙袋吸引了他的注意,這是我開會用的PowerPoint,秘書用斗大的字在上面寫著「xx公司開會資料」。
「這是開會的資料嗎?」
這是什麼問題?!我真的不想回答他,回答「是」會汙辱了我的智慧和尊嚴,回答「不是」則侵犯他的執法權威。
「您就自個兒看吧。」
於是他就把袋子內的英文文件拿出來翻,總共有十本,當然找不出問題。
「把那個也打開」他指著我的小公事包。
我態度良好的照辦,碰到要找碴的人千萬不要和他爭辯。
在出來的車上我反覆地想,為何要挑我?我的行李最輕便,服裝最正式,西裝加領帶頂著三十多度高溫,整個機場可能就我一位,難道我像可疑人士或恐怖分子?
後來我得出一個結論,今天是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二十五周年紀念日,而我看來像一名「知識分子」。我到中國二十年,這是第三次在入境時,因為書籍被要求「詳細」檢查。
第一次是1994年剛到上海時,當時為了增加對「領導」的了解買了一本「朱鎔基傳」,那本書主要在歌頌朱的豐功偉績,機場的人也知道沒問題,但對我說:
「先生,這本書你不能帶進去,我們替你保留,你回去時到我們這裡來拿。」
第二次是北京奧運時,我買了一本英文版國家地理雜誌的中國特輯,封面用特大字體印著CHINA。上海機場的人拿出來翻了又翻,我覺得很好笑,跟他說:
「這是美國著名的國家地理雜誌,不會有問題的。」
「那可不一定,很多外國媒體對我們都有負面不實的報導。」
我只能說很失望,二十年過去了,中國還是沒有進步,不管經濟成長怎麼亮麗,城市建設多麼雄偉,但新聞及文化還是不自由,對於別人的看法不能理性包容,一切講求絕對控制。
中國當然有理由,老美不就是在幹同樣的事嗎?要不是史諾登,我們怎麼知道所有事情都被人監控得一清二楚,「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中國大陸害怕知識分子,但可笑的是,號稱自由民主的台灣卻懼怕中國對信息的掌握。去年「旺中」事件反的是「陸資」對媒體的操縱,最近又有人跳出來反對第二類電信事業開放。所有「反中」的來源是「恐中」,莫須有的恐中,媒體要負很大的責任,平衡報導就不會造成恐懼。
台灣人正逐漸喪失獨立思辨的能力,模糊錯亂的恐中排中,就像老年失智症,總覺得有人要害自己。
舉例來說,台灣宣稱要積極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卻把中國大陸當作威脅,請問為何要將敵人的貨幣做為外匯存底和交易工具呢?台灣人民幣存款近3,000億元,但服貿未過無法透過RQFII管道投資大陸,中資企業也無法來台發行「寶島債」,資金變成一攤死水。
為了鼓勵「外國」企業來台上市,台灣搞了一個F(Foreign)股,結果80%都是台灣公司,最近還禁止「已取得外國身分的中資企業」來台上市,主管機關表示,F股(外國股)是為「台商」回台設計的,不是給「陸企」的。
台灣經濟的困境在於沒有「外國人」想來,我們只是在台灣人的小圈圈打轉。美國不可能到台灣來投資或上市,真正想來台的是大陸人,但即使他們把自己變成外國人,台灣還是盡一切可能將其排除在外。
台灣一定要走出這個自毀的泥沼,正常的和大陸交流。民進黨賴清德訪問上海,蔡英文邀請國台辦主任來台,都是好的開始;謝淑薇和彭帥拿下法網女子雙打冠軍,更是海峽兩岸合作的典範。謝淑薇奪冠絕不是她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和彭帥兩個人共同的credit,這才是重點。
台灣越封閉,力量就越薄弱,人才外流也越嚴重。如果我是馬總統,我會大幅開放,歡迎大陸優秀人才來台工作,在民主的土壤上,呼吸自由的空氣,將台灣好的一面傳回大陸。
台大的高級知識分子表示服貿開放會導致中資滲透來台開美髮院,藉由和阿媽洗頭搏感情、洗腦。為什麼我們不能反向思考,開放大陸一流知識份子來台?是誰洗誰的腦?
發展自由民主,台灣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但仍然是全球華人的希望。
為什麼我愛台灣?除了好山、好水、好米、好人情,還有好自由。
知識是一種力量,有朝一日它會變成千軍萬馬的洪流,改變世界。大陸應該害怕台灣,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