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長，下周我們上次在大陸研討會遇見的黃會長將和他省裡的朋友來台灣，我們要不要做什麼安排？」
「當然，Teresa，他們的行程一定很緊張，你趕快聯繫，安排一個時間，由我們協會做東請吃飯。」
我現在擔任「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的理事長，Teresa是我能幹的秘書長，這二年大陸訪問台灣的朋友越來越多，我們協會做為中間橋樑，也樂於搭起兩岸溝通交流的平台，所以不管是正式會面或餐敘聯誼，次數都有增加的趨勢。
我在台灣不大參加大規模且屬於初次認識性質的聚會，有些人認為這是培養社交關係、換名片的好時機，但我卻覺得耗時間，上了年紀就不想再無目的、無限制的networking，這也是我沒有用臉書的原因。不過對於大陸來的朋友、特別是和我們協會主要宗旨（併購及私募）有關的同行，我都盡可能熱誠接待，甚至還包括大陸名校商學院來台實習的學生，以及在網上認識的朋友。
1994年我在上海，擔任一家外國投資銀行中國首席代表，那時還很少H股，大多是B股（在大陸掛牌的外幣股），外資基金經理懷著朝聖的心情，到上海去考察Morgan Stanley前首席策略師Barton Biggs所謂「Maximum Bullish」（超級看好）的中國股市，我底下幾位年輕的分析師整天就帶著客人到上海附近考察企業，忙得不亦樂乎，與其說是看門道，不如說是看熱鬧。
外資基金經理跑去大陸出公差是假的，重點還是娛樂的安排，白天少不了要去一趟蘇州或杭州，晚上吃完飯我們就帶客人去和平飯店，看「老年爵士樂隊」的表演，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看到自己都想要吐，但為了工作，還是硬著頭皮。記得有一次幾個老外飲酒作樂，喝得興起，在希爾頓的包箱裡跳到桌上狂歡，最後把所有桌椅都砸爛，差點沒把房子給拆了，賠了不少錢。
不知是什麼原因，同樣是陪客人，我不是很喜歡以前在上海的經驗，因為沒有熱情。中國資本市場當時剛剛開放，要對外資表現友好，然而陪著對中國充滿幼稚情緒的外國人，訪問一些想包裝上市，連我都沒有辦法說服自己接受的公司，感覺上像洋人的狗腿子，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種把他們耍得團團轉的優越感，時間久了連我都不喜歡自己。
現在亞洲的外資基金經理大部分換成非常了解大陸的人士，甚至有許多新一代的大陸海歸派菁英，中國資本市場也不再有神祕面紗，走向一個更實事求是的新時代。
1996年時，我已調到香港上班，經常有大陸的企業家和各省領導到香港辦招商會，或是股票上市，作為公司裡普通話最流利的高級主管（那時大陸專業人士在港工作的還很少），我有負責接待的任務。
很奇怪的是，這個工作和我之前在大陸的工作正好完全相反，我在上海的工作性質是帶老外認識「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其實還是社會主義），而我在香港工作則是帶大陸領導們考察體驗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97回歸以前香港人還把大陸人當作土包子，彼此言語也不太能溝通，樂得把接待的差事丟給我。
在我所曾接觸的大陸客戶裡，大多數對我表示了高度的友善和包容，雖然我服務的公司可能因為立場關係，跟他們在股票上市定價時是對立的。
有一次企業上市IPO要定價，說好本益比要8倍，因為市況差的關係，最後我的老闆只願意出6倍，大陸的企業家氣到不行，但最後還是把約簽了。
「小黃，今天是看著你的面子，你很辛苦的在做這個項目，跑了一年多，他X的那些老外兔崽子，要不是你的關係，我真的想揍扁他。」
那天晚上在晚宴上，我把酒全喝了，喝得爛醉，第二天我的外國老闆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告訴我做的很好，那是很複雜、很奇怪的感覺，我和我的大陸客戶都是受害者，我的老闆是加害者，但我卻又同時被大陸客戶和外國老闆讚賞。
很多年過去了，但那些青澀、混亂、不規範、欠章法、東西融合、新舊交替的日子還是令我難忘，讓一個台灣人在香港人、大陸人和外國人之間努力掙扎地找自己的定位，讓一個缺乏歷練和自信的台灣投資銀行家，累積了他寶貴的中國經驗。
很高興在多年後的今天，我有第三種角色可以扮演，不是介紹大陸，也非導覽香港，而是在我自己的家鄉，開啟台灣的大門，讓彼岸朋友了解和體驗我們的一點一滴，不管是好是壞。
二十年前，大陸的落後，讓他必須半遮半掩地，迎接西方資本的到來。今天的台灣，用大陸著名企業家也是「台灣達人」馮侖的話，許多地方像「教養很好中年婦女，端莊、賢淑而優雅」，是的，台灣是有些年華老去了，有些地方甚至遠不如大陸，但是，我們還是很高興兩岸能夠有彼此交流的新機遇，作為台灣人傳統，我們將展現一貫的熱誠和友誼。
我一直告訴自己，大陸十三億人口，每年只有2百萬人訪問台灣，這在大陸人當中是1/650的機會，也可能是他們一生唯一的機會，幾天的光陰會變成一輩子的感受，誰又能想到短短的台灣之行能讓大陸知名作家韓寒有那麼深刻的印象呢？
所以，大陸的朋友們，歡迎你們來到台灣，希望台灣留給你們的記憶是永生難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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